内容来源：2022年2月24日，由中信读书会举办的巅峰对话，内容有所删减。分享嘉宾：瑞·达利欧（桥水创始人、《原则》作者）、施一公（知名结构生物学家、西湖大学校长）。
商业思维
瑞·达利欧，26岁时在自己的两居室公寓内创办了桥水资产管理公司。美国的对冲基金公司平均存活年数只有4年，而桥水已经屹立近50年之久。
2018年，达利欧基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而撰写的《原则》一书，在中国大陆上市当年即畅销百万册，登上各大商业书畅销榜。
他相信，绝大多数事情都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发生的，所以通过研究事物的规律，人们可以理解事物背后的因果关系，并制定妥善应对的原则。
施一公，18岁考入清华大学，28岁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，35岁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。2008年2月，施一公辞职回到中国，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，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。
同样是在2018年，施一公与一众同人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、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——西湖大学，并担任创校校长。
一位顶级投资人，一位知名科学家，两颗顶级大脑会发生什么样的思想碰撞？我是一名全球宏观投资者，这里的“宏观”的意思是宏观经济。从我的职业发展历程来看，我从事全球宏观投资已经有50年了，从事投资的时间更长一点。我走遍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，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，然后押注于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。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，让我了解了政治，以及影响未来的所有相关因素，这对我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大有裨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，有很多让我惊讶的事，是在我有生之年未曾发生，但在历史上却多次发生的。如果不了解历史上发生的事，我们就会遭遇问题。事实上，通过研究大萧条期间发生的事情，我得以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，并在危机期间投资收获颇丰，顺利度过了危机。回顾过去的几年，有三个大因素在我有生之年从未发生过，但如今已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并造成了重大影响。接下来我们具体观察一下这三个因素。第一大因素是，大量债务的创造，以及为应对这些债务而大量印钞。这种情况最初发生在2008年，而现在的规模要大得多。央行在希望采取刺激措施时，会降低利率，通过每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，给予人们货币、信贷和购买力。央行的印钞行为制造大量债务，债务创造购买力，当然也创造还债义务。同时，这也创造了大量的金融资产。因为一个人的债务是另一个人的资产。所以要么人们在债务偿付时得到硬通货，要么央行会印钞，人们得到贬值的货币。在2020年，这种情况的规模近几十年来没有先例。上一段类似的时期，还要回溯到1930—1945年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促使我去研究过去500年的周期。第二大因素与第一大因素相关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政治鸿沟出现，特别是在欧美。当存在资本市场周期时，就会发生这样的周期。在资本市场丰富的情况下，个人有很大的机会。我曾经生活在“美国梦”中。其他国家的人生活在其他“梦”中。我们心中涌现想法，我们获得财务资源来追求这些想法，并让自己富有创造性。这会在一段时间内提高人的生活水平。资本市场的发展，使那些有积蓄资本的人能把资本借给别人，让别人好好利用，投入生产性用途，并在一段时间内提高生活水平。但问题是，存在财富分配不均问题。有的人赚得多，有的人赚得少。社会条件也造成了机会不平等。例如，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有更好的机会。由此造成的大周期就是，债务越来越多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。当周期达到一个临界点，即债务达到上限，贫富差距达到上限时，形势就会变得更加艰难，局面就会变得很紧张。历史中的第三大重大因素，是大国崛起，挑战已有的大国和已有的世界秩序。这是自然和常见的现象。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，我看到这种情况在周期中反复发生。随着中国发展、改善、变强大，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健康，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出现。自从我1984年来中国以来，我有幸参与并目睹了中国的发展：人均收入增长了26倍，预期寿命增加了10年，贫困率从88%下降到低于1%。这些都是非凡的成就，也预示着中国挑战已有大国的新时期正在拉开序幕。中国现在是在很多方面的实力都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的国家，而且中国的增长速度意味着它会变得更强大。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，所以，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，中国的体量将是美国的两倍。这将预示着国际实力格局的巨大变迁，并带来深远的影响。下面这张图显示了公元1500年以来的各个帝国的演变，这是我对历史周期研究的总结，我希望读者能从中更清晰地看到帝国兴衰的脉络。这张图的开始年份是公元1500年。我们可以看到11个主要帝国的发展弧线。红线表示的是中国。从图中可以看到，中国是公元1500年前后最富有、最强大的国家。然后中国的地位相对下降，并在1840年左右衰落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百年屈辱”。但接着，中国经历了一场极其强劲的崛起，现在已基本达到美国所在的位置，这场崛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个指数是使用八种不同的实力衡量标准算出的总实力指数。其中的黄线、黑线和蓝线分别代表荷兰、英国和美国，其中美国目前只是初步衰落。我研究并探查了这些大国兴衰背后的原因，这些原因几乎始终是相同的，这也意味着其中蕴含着一些永恒普适的规律，知晓这些规律对于我们具有重大意义。大致说来，我们可以认为，一场兴衰分为三个阶段，从一个新秩序过渡到下一个新秩序。这三个阶段是上升阶段、顶部阶段和下跌阶段。上升阶段是国家建设的繁荣时期，通常在一个新秩序建立之后到来，而新秩序通常出现在战争之后。在这一阶段，国家根基强大，因为债务水平相对较低，国民的财富差距、价值观差距和政治鸿沟相对较小，人们有效地合作，创造繁荣。教育和基础设施良好。领导者强大而有能力。世界秩序和平有序，由一个或多个主导性的世界大国引导。
这将带来顶部阶段。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放纵，表现为高负债，财富、价值观差距和政治鸿沟巨大，教育和基础设施的质量下降，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民众之间存在冲突，由于扩张过度的帝国受到新兴竞争对手的挑战，国家之间发生争斗。这将带来下跌阶段。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争斗和重组的时期。争斗和重组导致在新的内部和外部秩序建立的过程中，出现冲突和变化。这为下一个秩序、下一段新的繁荣建设时期奠定基础。当所有这些因素——债务、内战和革命、国外战争以及人们对货币失去信心——一起发生时，世界秩序通常就即将变化。当持有这个衰落帝国的储备货币和债券的人失去信心，出售这些货币和债券时，标志着这个大周期结束。大周期的发生通常始于某个新秩序，要么是内战导致某一方掌权，出现国内新秩序，要么是国际战争导致国际体系变化，出现新的世界秩序。1945年，新的世界秩序建立，美国作为赢得二战的主导国，塑造了新的世界秩序。1949年，中国出现了新的国内秩序。看清楚周期以及我们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，是很重要的。当三大因素结合在一起，当一个大国崛起挑战已有大国时，自然就会出现竞争和冲突。在一国国内，当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和金融问题时，就会出现冲突。具体会发生什么，完全取决于个体的行为。但最重要的力量是另外两种显而易见的力量。一种是自然现象（第四个因素）。我饶有兴致地看到，以流行病、干旱和洪水形式出现的自然现象，对环境、预期寿命和其他因素，会产生无比重大的影响。例如，从左边的这幅图上，我们能看到多少债务因战争而产生；从右边的图上，我们能看到多少债务因自然现象而产生。你可以看到，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，存在着流行病、全球变暖、气候变化发生的风险。你可以看到，环境变化已经开始造成影响。但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都不如第五个因素重要，那就是人的创造力的逐渐发挥。这张图表溯及公元1500年。左边是人均收入，右边是预期寿命。你可以看到，出现了很强有力的向上发展趋势，这是由于人的创造力和适应性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大幅上升。相比而言，我们所说的战争之类的波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看到上述情况，我不仅陷入沉思，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自身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，全社会也需要认真思考社会应当如何运行。我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就此达成一致，并认识到人类合作的必要性。因为，归根到底，精诚合作，保持效率和创新性，不让冲突妨碍和破坏合作，是最重要的事。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，存在着丰富的资源，民众也拥有强大的能力，来创造美好的生活。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爆发冲突的风险，这一风险真实存在，但如果我们能够精诚合作，我们就有机会消弭这一风险，并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。瑞•达利欧（桥水创始人、《原则》作者）：创新为什么重要？因为这是人类的改善，这是宇宙的震颤。1984年我来中国时，看到了生活水平的差距。举个例子，我拿价值10美元的计算器送给级别很高的官员，他们视之为神奇设备。当时有胡同。没有创新。工作环境和现在不一样。工作是分配的，工作范围很窄。现在，你们所有人所看到和经历的，是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以及思想激励的提升。当人们处在生活水平提高的环境中时，这种思想激励就出现了。所以创新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创新不仅提高你的生活水平，而且给你思想激励，使你的生活更丰富。施一公（知名结构生物学家、西湖大学校长）：我完全同意达利欧先生表达的观点。创新其实是一个社会前进的基本要素。仔细想想，你今天享受的一切都来自创新。这项创新可能来自几千年前，几百年前，或者就在我们身边，昨天，今天。因此，我们容许创新，让社会发展得更快、更和谐，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更美好。从我们的独特角度，即达利欧先生和我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持有相似的观点，背景也相似，因为我们都来自自己国家的偏远地区。所以正如达利欧先生早前所说，尽管我们此前未有机会见面，但我们有很多共同点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我们两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，我们都对中国的持续发展很乐观。尽管中国未来面临一些挑战，但我认为，中国在达利欧所说的大周期中处于上升阶段，可能还没有到达顶点。因此在这个大周期中，我认为中国会表现得很好。中国要向前发展，我们就需要创新，我认为这也是为了世界和人类的进步。总而言之：我们在社会上做每一件事都必须有创新精神，因为这是人类的本能。我们必须通过创新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否则就会消亡在进化的路上。施一公（知名结构生物学家、西湖大学校长）：我认为科学家进入科研领域的角度不同。对我来说，纯粹是因为对大自然和宇宙的痴迷。因为作为一个人，作为一个个体，作为地球上人类的一员，从最开始对周边有了最基本的了解，我就一直为我们在宇宙中的定位而着迷。仰望星空，看着恒星和行星，我简直无法想象人类是如何走到今天的。
因此，在过去的30-40年里，正是这种强烈的学习欲望和探索未知的欲望，支撑我一路走来。所以尽管我是一个生物学家，但我也是一个业余天文学家，或者说天文学爱好者。未知领域令我着迷。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命很短暂。整个人类文明在宇宙的历史中可能也只是过眼云烟。那么你可能会问，活着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在地球上应该干什么？对我来说，活着是为了探索未知，看看人类能有多强大，看看我们可以在未知世界探索得多远。我相信有无穷无尽的未知；迄今为止，我们所知道的只不过是宇宙的冰山一角。我只遗憾自己已经步入中年，记忆力大不如二三十年前。我不多说了。我意识到，实际上我认识到，科学家们进行研究的角度各不同。有些人想要治愈疾病，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亲朋好友生病了，其他人的兴趣则限定于某一特定领域。对我来说，我的兴趣源于对自然的纯粹热爱，纯粹好奇，对自然和无边未知世界的想象。瑞•达利欧（桥水创始人、《原则》作者）：这是一种想要理解世界如何运转的激情。我的书就是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。这是一种激情。这种求知欲转化为行动。利用对世界运作方式的了解，对现实进行实验，并将其转化为能产生结果的行动，这就是创新者的心理。这是一种探险家心理。正如施教授之前所说，有些人认为他们会被批评，或者他们想要被欣赏，或他们怀有其他心理。这不会困扰创新者，对吧？他们不需要认可。他们不需要。相反，他们几乎只专注于探索。发现错误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。因此，人们有一种渴望去那么做。如果通过这段旅程，个人能成长，为进化做贡献，这能让人产生满足感。我认为这是每个人的目标。正如施教授所说，我们的人生很短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种目标感通过人的身体基因一代代地往下传，传递知识和进化。我相信，自然的目的，宇宙中所有东西的目的，都是进化。进化意味着创新。所以，个人进步，为进化做贡献，带有一种自然的快乐。早上促使施教授起床，促使我起床的，就是这种兴奋感。瑞•达利欧（桥水创始人、《原则》作者）：在研究过去500年的周期时——我也从公元700年左右的唐朝开始研究王朝和帝国的兴衰——你会看到同样的模式。教育是起点，教育就是对科学和艺术的理解等。但教育的范围不止于此。教育也能帮助人们彼此相处，相互培养文明行为。这是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。一种是获取知识的教育，即技能教育。另一种是培养原创思维的教育。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能是这样一种人：他有很多事实和能力在头脑中进行计算。另一种类型的教育则是教人进行创新性思考。二者的区别对创新非常重要。因为学习已经学到的东西，对未来的创新并无帮助，尽管这是未来创新的基础。所有这些朝代还有一个共同点，你可以从唐、宋等王朝的经历中看到这一点，那就是利用庞大的人口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社会中谁将成为创新者。因此对于所有社会来说，要让社会向最多的人开放，创造任人唯贤的制度，以便识别和提拔创新者，使之发挥支持作用。我想从施教授的背景，我的背景，还有历史来看，你不知道这些人来自哪里。因此，这是一种包括创新和好奇心的教育，而不仅仅是获取知识。这需要人们与众不同，需要创新，需要冒险精神。它需要从最大比例的人口中抽取人才，看看创新人才来自哪里。施一公（知名结构生物学家、西湖大学校长）：对我来说，教育当然对我们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必需的。但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我们应该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教育模式。换言之，教育应该多元化。我们应该有多样性，有各种不同的教育模式。我是在说什么呢？我在说教育改革。我认为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，这尤为重要。为了中国的进步，为了中国的科技创新，为了中国下一代青年人才的培养，中国必须坚持不懈地探索教育改革。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。试想：在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，如果你只有一套僵化的教育形式，一两种或几种僵化的考试形式，那将严重限制你能培养、教育和提供机会的学生的类型。因此，对我和我这一代的人，对我这样的科学家来说，我们真的认为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始终保持教育改革势头，这也是我们聚在一起组建全新的西湖大学的原因之一。顺便说一下，达利欧先生，我还得解释一点。我的朋友、同事甚至亲戚都来问过我：中国已经有2000多所大学了，为什么还要建一所新大学呢？我总是告诉他们：我们不一样。西湖大学是现代中国、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所由社会力量资助的新型研究型大学。好，再结合我自己的教育背景：我在中国待到23岁，在美国待了18年，再回到中国。我认为多样性非常重要。为了实现多样性，我们应该给教育机构更大的自由，让教育机构尝试不同的东西。这对年轻一代的学生非常有利。施一公（知名结构生物学家、西湖大学校长）：在中国的许多大学里，我们都在培养拥有高超技能的学生。我们提供深入训练，在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文学等方面。学生们精通当代知识。他们有持续学习的能力，能在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。但在我看来，还不够，我是说社会责任感。我的意思是，当我们走出校门，为自己的幸福而奋斗，为自己的前程而奋斗时，我们自己的目标应该与社会的整体进步是一致的。就是说，我们在社会上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违背社会的根本利益。就西湖大学而言，她是由公众资助的，是由民营企业家、民营企业、国有企业、政府等社会各界资助的。因为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建设大学，所以我认为，我们的学生应当对社会各界感恩。他们应该牢记，在西湖大学为何能够享有如此多的便利，为什么他们能自由自在地做研究，环境优越，包括生活和学习环境，有配备了最先进仪器的实验室，等等。所以反思他们受到的优待，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更大的社会责任感，即要回报社会，回报那些真正爱他们、关心他们、支持西湖大学的人。瑞•达利欧（桥水创始人、《原则》作者）：我认为人的一生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你在学习中依赖别人。在第二阶段，你走出去，你工作，其他人变得依赖你，你试图成功。然后你走过这个阶段，走到人生下一个阶段，就是我所处的阶段……我想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，把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代。然后再进一步。这个阶段就是这样。我认为，如果一个人考虑他想要什么，他需要什么，觉得自身与社会是相连的，那么他会很自然地用自己的资源来帮助处在其他阶段的人，提高他们的能力。所以这个过程会很自然，如投身慈善事业。顺便说一下，我是通过我儿子了解到慈善事业的。11岁时，他去了中国的一所全中文学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意识到——他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——有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孤儿，没有做手术的机会，还有其他情况。于是他参与了对孤儿的救助。人们可以意识到，只为自己积累财富几乎可以说是腐败。一个人会有一种愿望，想要把它传递下去，为社会做出贡献，以完成其他事情。比如，我可以想象那些慈善家，他们正在帮助施教授所热爱的西湖大学。所以我认为存在一个自然进化过程，先照顾自己，然后当一个人不需要很多钱，不需要为自己积累更多，有帮助全社会、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时，他会帮助他人。我认为，这个过程可以是多种方式发生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它是以慈善方式传递金钱进行的。但知识传递也是一种形式。在我的个人案例中，我是传递我学到的知识，以及最重要的原则。瑞•达利欧（桥水创始人、《原则》作者）：我认为最令人兴奋和最有成效的合作是了解差异，调和差异，调和不同的视角。我和施教授都曾去对方的国家，观察这些差异，这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在这种生活方式中，差异会引起好奇心。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做法。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是对的。他们有自己的想法。他们有观点。他们得出了结论。发现有分歧后，他们会为此而生气。但创新者不会这么做。那些追求真相的人不会这么做。他们对差异有一种心理上的好奇。有能力考察不同的观点、来来回回分析，探索，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。施一公（知名结构生物学家、西湖大学校长）：我认为要建立有效的合作，你需要从合作者那里获得互补性的专业知识。如果所有的合作者想法都一样，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合作？如果大家在专业水平、背景和其他方面都一致，有什么可以合作的？我认为这顶多是叠床架屋，而不是协同性的合作。所以理想情况下，无论是在科学、商业还是其他方面，最好是具有互补性的专业知识、经验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，进行讨论和头脑风暴，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设想，最终达成合理的共识。瑞•达利欧（桥水创始人、《原则》作者）：这完全是一个态度问题。如果你把生活看成一场冒险，你就会接受人生会有起起落落的事实，而所有这些起起落落都只是现实的反映。如果你好奇现实是如何运作的，思考如何与现实互动，想要尽可能过上最好的生活，那么生活就是一场冒险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冒险精神，如果你有这样的好奇心，那么在经历这些起起落落的过程中，你会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，你会发现，与没有这种态度的人相比，你的生活更有价值。施一公（知名结构生物学家、西湖大学校长）：我再补充一点：我们的世界持续变化，发展速度一年年增快，知识在以非常快的速度积累。科学家每天翻阅期刊，都会发现有海量的知识，他是无暇阅读这么多论文的，他还要做自己的科研。这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焦虑。事实上，我们用不着焦虑。我一直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，做好我正在做的事。我始终相信，只要我在自己的专业上，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足够努力，花时间阅读直接相关的材料，而不是对快速变化的环境、快速积累的知识感到恐慌，那就应该够了。我觉得很遗憾：我的个别学生匆匆忙忙，来回奔波，寻找需要学习的新技能，认真钻研其他实验室的新仪器、新设备，甚至变得忧心忡忡。他们因此变得忧心忡忡，他们想学习新技能：如何操作新仪器，如何获得新技能，等等。我总是让他们宽心。我告诉他们：你不必这样。只要把你正在做的事情真正做好即可，但要对你周围足够敏锐，注意周围的变化。你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学习其他东西，哪怕是新的东西。去学习那些马上能帮助你的东西，比如，当你看到你正在做的事，你正在处理的事，需要一种新思维、新方法、新设备，等等。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应该淡定。只要我们努力去做我们擅长的事，足够敏锐，我想我们会做好的。所以我一般不会担心。在掌握新事物的道路上是有一条很深的学习曲线的，我想我们没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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